文学论文

安娜之死与噩梦的暗示

2019-05-22 09:30:26


 列夫•托尔斯泰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大师。他充分描述了外部环境对主人公心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对安娜精神层面的递进变化的展现,同时,潜意识中宗教、良知的自我谴责无形的影响着安娜的心理,推动着安娜的命运。在这些变化中,噩梦也在关键时刻如影随形不时光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把安娜推到了死神的怀抱。

  安娜第一次做噩梦是在赛马之夜,当天性格坦白的安娜为获得精神上轻松向丈夫卡列宁承认了自己的背叛,。卡列宁为了自己的姓氏不受到损害,仕途不受影响,和安娜约法三章,表示会维护外人眼中家庭的稳定,但来自丈夫和社会的压力、安娜自身的良知和所受到的教育,让她痛苦不堪,于是她几乎同时和渥伦斯基做了同样的一个噩梦:一个胡须蓬乱、身材矮小、样子可怕的农民,弯着腰俯在袋子上,用手在里面摸索着,他一边摸索着,一边用法语很快的说:应当打铁,捣碎它,搓捏它……安娜首次想到了死,梦境中破衣烂衫的农民形象带有先知和死神的意味。在俄罗斯人心中,承受苦难的圣愚多为破衣烂衫,呆傻痴狂形象。他们具有预言未来、占卜命运的能力,是普通人和上帝沟通的桥梁,他们已完成上帝赋予的救世济人的使命为己任。他这时进入他们的梦境,有着警示和预言的作用。安娜和渥伦斯基的梦暗示着,在冥冥之中有一只手在操纵着凡人的命运。按弗洛伊德的理论,“神秘的形象昭示着不解、困惑和迷茫。”安娜对梦的理解是“我要死了!”弗洛伊德说,梦见死亡是表示结束或逝去,也许是某一阶段或某种关系的结束。第一次噩梦或许预示着安娜要结束和卡列宁死板的、毫无生机的夫妻关系,开始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活。在她向渥伦斯基描述梦境时,她恐慌、无助、激动,但胎动制止了这一切。孩子的来临的确把他们的命运又向前推动了一步,开启了一个生活的新阶段,他们也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孩子的姓氏和归属。依据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法律,安娜所生育的孩子只属于她合法的丈夫—卡列宁,尽管他们之间可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对孩子的生父母来说是极其难以接受的痛苦现实,尤其对于挚爱孩子的安娜来说,更是无可容忍的,她宁可收养他人的孩子也不去爱这个爱情的结晶但又属于合法丈夫的孩子,因为她无法给予孩子生父的姓氏,因为她对给予孩子姓氏的那个人的憎恨、厌恶和潜意识里的愧疚,因为最终卡列宁会把孩子像带走爱子阿廖沙一样从她的身边带走。但是命运是残酷的,她在生育了女儿小安娜之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无疑也是一种惩罚,是上帝对女人背弃丈夫的惩罚,连达利娅得知真相后都为此感到羞愧。对女人最大的惩罚就是剥夺她的生育权。安娜不得不考虑的和卡列宁的婚姻,为了自己在孩子抚育权上的话语权,甚至为了孩子的姓氏。但在她死后,小安娜最终还是被卡列宁带走了。但是,悲剧并未因为安娜的反抗终止,悲剧依然在不断上演,这也正是安娜形象的代表性、社会性。

  第二次描述梦境是在安娜和渥伦斯基多次发生龌龊之后,她的精神承受能力已接近崩溃。先是被社交界排斥在外,失去了原有的生活范围,成为了上流社会不受欢迎的异己分子;再者,有关离婚的折磨,先是卡列宁“无法”抉择、拖延,最终却是在一个所谓的法国“先知”儒勒•朗德的“梦呓”中做出了拒绝离婚的明确答复。看似轻率荒唐,其实只是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法律表面上是允许离婚的,但是主诉方要有被诉方通奸偷情的证据,有罪一方就再不能享有“合法”婚姻。这多针对女性而言,是支持和保卫宗法制家庭的法规,实质是建立在损害女性人格和权利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安娜将永远姓卡列尼娜,她生育的孩子也都是卡列宁的孩子。她和渥伦斯基永远无法拥有合法婚姻,除非卡列宁死掉。事实再次证明,在男权社会、在俄国宗法制中女人提出离婚诉求实际就是对丈夫权威公然的挑战。“用离婚求解脱, 一样受到责备。”这之后安娜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只是儿子和爱情(渥伦斯基)。但是她被禁止探望儿子,即便在孩子生日的时候。她专程从国外回来给儿子过生日,冒着被认出的危险和羞辱。她的探望更让她痛彻心肺,也几乎成为了和儿子最后的会面。她的生活里只剩下了渥伦斯基,为了留住他的心和爱情,安娜学会了卖弄风骚,成为了她自己所不齿的那种女人。她患得患失,学会了怀疑,依靠吗啡帮助睡眠;她失去了坦诚,变得双重人格,心理上发生了病态的变化。而渥伦斯基因为追求所谓爱情并保持和安娜的特殊关系,已经失去了仕途上的机会,同时随着爱情冲动的冷却,他逐渐厌倦了,厌倦了乡村生活,厌倦了被曾赖以生存的社交界排斥的日子。他的厌倦像一面镜子都反映在对安娜的态度上。他尝试回到社交界,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这对安娜来说无疑就是一种将被抛弃的信号。她说:“我要爱情,可是却没有,那么一切都完结了!”她再次想到了死,用死来威胁渥伦斯基,用死来解脱眼前的困境,用死进行最后的抗争。她又一次做了噩梦。而白天,在渥伦斯基探望母亲和索洛金公爵小姐迟迟不归时,她坐卧不安,到处游荡,最终决定去找他,坐火车去找他。在火车站她见到了“一个肮脏的、丑陋的农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缕缕乱蓬蓬的头发,走过窗口,弯腰伏在车轮上。”安娜吓得发抖,但同时也豁然明白了宿命:她和渥伦斯基相识于车站,当时发生了轧死人事件。“她醒悟他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到那里去!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在车轮滚过时,她说:“上帝,饶恕我的一切!”梦中的那个人像是上帝召唤安娜的信号,是上帝警示安娜的圣愚,最终把她推到了车轮下。完成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种宿命般的必然性是宗法制社会中对背叛者的判决。

  托翁对安娜的死也颇感意外,但是也完全反映了作家女性观点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在他得知侄女生了私生子后,在日记里这样写到:“社会的意见并非由女性而是男性所树立起来的;这种事实在男女关系上面最是露骨的可以知道。女性也已作为罪过的结果而负担了巨大的重担(生产、耻辱),而男性什么也不负担,所以女性不应该比男性受到更多的责难。”这都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对男性特权的控诉,对女性不幸的同情。他作为男性作家,以基蒂姐妹塑造着贤妻良母式的理想女性形象,同时又同情女性渴望获得情感、生活、社会地位上的自由与解放,他钟爱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的勇敢的安娜,但是最终宗法制和男权社会的强权还是把安娜推向了崩溃。而噩梦则是宗教和宿命的化身,成为最终的推手。